“我经常跟他们开一个玩笑：

　　我自己产假休了大概两三周， 

　　回到实验室的第一感觉—— 

　　觉得我的研究生 

　　跟我讨论知识的那种状态， 

　　也像孩子嗷嗷待哺的状态。” 

　　中科院脑智卓越中心研究员竺淑佳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带孩子和带学生很像，离开实验室，对她来说，就和离开自己的孩子一样。 

　　许多人都在讨论“work life balance”，讨论如何平衡家庭与科研，但就这一议题，竺淑佳却快言快语地说：“在我个人看来，这可能对女性来说就是一个伪命题。”或许“平衡”其实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付出。 

　　“我们是最适合来做这个工作的人。” 

　　“NMDA受体， 

　　就够我做一辈子了， 

　　可能还不一定够。” 

　　竺淑佳在接受采访时笑着说道。 

　　阿尔茨海默症、抑郁症、 

　　帕金森病、癫痫、自身免疫性脑炎…… 

　　这些疾病都与NMDA受体有关。 

　　人的大脑存在约10¹⁴个突触， 

　　NMDA受体存在于所有的突触之上， 

　　负责调节突触可塑性， 

　　近年来，针对NMDA受体的药， 

　　如美金刚、S-氯胺酮，右美沙芬 

　　都是领域内的明星药， 

　　但人们对NMDA受体仍然是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 

　　2019年FDA批准上市的S-氯胺酮，主要用于治疗难治性抑郁症患者，然而也伴随着致幻等副作用。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就发现了其抗抑郁的效果，然而其到底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始终不得而知。 

　　直到2021年7月28日，发表在国际顶级科学期刊《自然》上的研究论文《氯胺酮作用于人源NMDA受体的结构基础》，给出了答案。 

　　这篇由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竺淑佳研究组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罗成研究组合作完成的研究论文，解析了NMDA受体结合快速抗抑郁药氯胺酮的三维结构，确定了其结合位点，并通过电生理功能实验和分子动力学模拟，阐明了二者互作的分子基础。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和《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都进行了专题评述，认为这些研究将进一步加速了基于氯胺酮结构设计新型抗抑郁药的研发（These findings may accelerate drug discovery efforts for novel ketamine-based antidepressants）。 

　　尽管整个求学和职业生涯都一直与NMDA受体结缘，但真正开始关注该受体相关抗抑郁药机制，缘于回国后朋友和竺淑佳说的一个故事：一个朋友70岁的伯母长期说自己不舒服，但做了各种生化常规检查，都没有问题，半年后，在家自杀了。 

　　“可能她家人自始至终都没有意识到她得的是老年抑郁症，民众对抑郁症的了解还是不够深入。那天谈话后，我们就去查抑郁药研发，发现氯胺酮分子有快速抗抑郁的效果，而这刚好与我们研究的靶标蛋白相关，于是我们就开始了这项研究。” 

　　竺淑佳说道：“我觉得我们是最适合来做这个工作的人。” 

　　目前，竺淑佳团队正在与人工智能团队合作，从千亿级的虚拟分子库中进一步进行筛选，已得到一系列与氯胺酮化学式完全不同，但能很好保留与NMDA受体相互作用的候选分子，“理论上每一个分子，都可能是潜在的创新药物研发的雏形与源泉。” 

　　NMDA受体也是学习与记忆的重要分子开关，若新生儿的基因存在NMDA受体突变，便可能在发育过程中存在智力发育迟缓等相关问题，目前，在临床上针对这样的孩子，没有任何办法，基础科研进展也十分缓慢。 

　　作为国内研究NMDA受体的权威专家，当有患儿家长联系到竺淑佳时，她承诺：“我研究组一定会为这些孩子们专门开设一个课题，一方面去研究这些突变的机制，另一方面针对这些突变设计小分子药物。” 

　　有时候我们说，基础科研基于自由的探索和兴趣，但实际上我们能感受到这个社会其实对我们科学家有更多的期待和需求。我们用纳税人的钱做基础科研，因此我们也肩负着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责任。 

　　“我的大学同学没有一个觉得 

　　我未来会成为一个科学家。” 

　　与许多在本科阶段甚至更早之前就立志科研工作的科学家不同，竺淑佳在本科时，精力更多地花在社团上，她是6000人数会员规模的读书会总干事长，“我的大学同学没有一个觉得我未来会成为一个科学家。”竺淑佳笑着说道。 

　　“  

　　人生犹如一条折线， 

　　关键就在于那几个转折点上。 

　　” 

　　对竺淑佳而言，转折出现在大学毕业时对职业选择的思考，当她沉淀自身的心绪，发现：“若我选择沿着大学时的轨迹，我仿佛能看到自己60岁以后的人生。”她于是果断选择了回归她大学的专业 “生物技术”。用了十年时间，去考研，去沉淀，去学习最先进的科学与理念。 

　　沉静的科研生活，她重新拾起曾经做学生工作的技能，在系里组织读书会——只是这一次，读的书变成了神经科学教材，而她自己在这一过程中，也真正燃起了对神经科学的热爱。 

　　在她的求学生涯中，起跑时往往并不是最突出的，但总能在最后完成超越——她自述去法国读博时的经历，“到法国的前三个月，我只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学会了怎么做实验，另外一个事情是我学会了怎么做饭。” 

　　三个月后，当她将实验结果展示给法国导师时，法国导师被震惊了：“中国学生很棒，能够做出publishable quality的结果。”她参与的论文以第二作者的身份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博士毕业时，她的博士论文获得了法国教育部最高等级认证。 

　　博士读完，她没有停留，步履匆匆前往美国做博后，进站时，她是底子最薄的那一个，“老板手下的博士后，每个人至少两篇Nature才能够进组。” 

　　然而她仅花了两年时间就成功出站，刷新了实验室的最短出站记录。 

　　博后出站，竺淑佳来到中科院脑智卓越中心。选择脑智卓越中心作为回国后的科研港湾，是必然的选择。在她看来，脑智卓越中心在脑研究领域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恰与她所追求的“以科学问题为驱动”科研目标相匹配，“脑智卓越中心作为涵盖所有这些不同领域研究范畴的跨学科、跨院校的组织，可以说是我心中最贴切梦想实验室背景的地方。” 

　　平衡家庭和科研是个伪命题 

　　工作到深夜， 

　　是竺淑佳的常态。 

　　有一天晚上11点， 

　　竺淑佳接到了四岁女儿的电话：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 

　　打开办公室的门， 

　　外面有排着队请教问题的学生， 

　　渴求知识的学生与需要呵护的孩子一样， 

　　都等着竺淑佳的回应。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竺淑佳有着作为女性导师特有的细腻。今年的元宵节，竺淑佳和组里的同学像往日一样，废寝忘食地工作，到了晚上九点多，竺淑佳突然发现：“今天是元宵节”，她第一反应是打开外卖软件，叫了许多元宵，然后召集了楼层里其他组里所有仍在加班加点做科研的同学们，一起欢度元宵节。 

　　去年12月疫情冲击时，竺淑佳研究组里的研究生张友谊，是第一批被感染的学生，临时隔离，事发突然，第一顿的早餐还没来得及统一安排，“竺老师在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就购买了牛奶、面包、水果等营养品，然后送给我们，在我康复的过程中，竺老师也一直和我联系，关心我健康，让我有任何的需求和困难都及时和他联系，这让孤身在上海求学的我感到很安心。” 

　　在采访中，竺淑佳提到，3岁开始，她跟着奶奶去上私塾。为了上学，每天都要走泥泞的山路，翻过一座座山，才能到达学校。 

　　30岁在美国进行博后训练时，学校在半山腰上，每天要坐缆车去实验室，抬头就能看到远方的雪山，当时的她孤身一人在美国留学，完全地沉浸在全新的领域、全新的技术、全新的概念之中。 

　　当时的她写道：“或许哪一天，自己的工作可以推进人类医学健康事业的进步，哪怕只是很微小的一步，那都是值得的。” 

　　在人生的旅途中，每翻过一座山， 

　　视野便更敞亮一些， 

　　而望得到的前方， 

　　还有更高的山峰等待着攀爬。 

　　回望来时的路， 

　　她坚定地说：“不悔。” 

　来源：张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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