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 蒲慕明(一排中间)在清华大学 　　

　　蒲慕明八十年代的清华行并不顺利。当时的中国科学界，科研经费捉襟见肘，对于基础科研的支持更是薄弱。不仅经费上不足，对于好不容易买到的科研设备，会用的人少之又少。科研大气候尚未形成，这让三十多岁，满怀壮志激情的蒲慕明无处施展拳脚。仅在清华两年，他便选择了离开。

　　这之后他分别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直到1999年，蒲慕明再度接受邀约，回到中国参与创办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到任两年后，研究所就连续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在当时中国的生命科学领域，蒲慕明开荒式的工作至关重要。

　　蒲慕明：在媒体眼中科学家可能是最不值钱的。

　　田川：不会呀，为什么您会这么想？

　　蒲慕明：因为现在的社会重视赚钱，所以企业家是最受重视的。商业气氛重，但这不是社会之本。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不会因为赚钱的人多就高。

　　田川：在这种氛围里培养出来的人才，对科研领域有影响吗？

　　蒲慕明：他会变得急功近利，想赶快出论文，赶快得奖，然后成名成家。国家现在也在说这个问题，唯帽子论，什么都是出论文就好。

　　田川：因为这些和晋升体制紧密联结。

　　蒲慕明：这就是科学界的浮躁现象。

　　田川：除了心态上的变化，对科研本身会造成什么影响吗？

　　蒲慕明：就是没有什么重要的创新工作。创新就是要做没人做出来的东西，需要冒险，探索，要花很多时间才行。我们现在天天讲创新，但创新哪有那么容易。0到1的创新是什么？就是走人家没走过的路，你走了，你就是0到1。

　　实现0到1，需要有埋头苦干，冒险犯难的精神。但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去做，他觉得我搞了三五年没结果怎么办？前途就没了。我们总说鼓励大家创新，但如果他探险失败了，还可不可以继续提供支持他的环境？

　　田川：没有保障就没人敢去尝试。

　　蒲慕明：是的，不愿意投入很长的时间去做不会得到近期效果的东西，那就只好出论文吧。出论文肯定是容易做的，不管是什么高档的自然、科学等杂志，绝大多数都是容易做的问题。难的问题需要很多年的功夫。

　　蒲慕明的国际学术地位和视野，为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和国际顶尖科研机构的合作交流，提供了桥梁。今天的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已经是具备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机构。但是否是国际顶尖研究所，蒲慕明有着自己的看法。

　　蒲慕明：科学家有三类，一类是探险家，都是年轻人在做。到外面披荆斩棘，找到新天地，现在创新的就是这些年轻人。中国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就一定要在科研领域有一批这样的人在。有了他们才有第二类科学家，我叫他们导游。他们年轻的时候也许是探险家，找到好的地方后带人家去玩，就成了导游。我们在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的导游，还是国外的科学家。比如我们的人工智能研究室，是国外做出来的算法开源后，我们拿来修改一下就可以赚钱了。现在重要的前沿领域都是国外的，没有探险家就没有未来的领军科学家。第三类科学家是游客。领军科学家拿着旗子带你到各种好玩的地方探索，游客就会去自己有兴趣的地方看看，也不敢走太远，怕掉队。导游拿着旗子一走，大家就要跟着走。一个科技强国要有探险家，我们科研体制缺少培养探险家的体制。

　　田川：您说一定要有0到1的创新，这样我们才能有主控权和掌控权，才能有探险家、导游的出现。我很好奇，这会让科学家们觉得我一定要不断走到新领域里，从而忽略了已知领域的研究吗？

　　蒲慕明：不会的，因为做探险家的毕竟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去探险的。但我们需要探险家，需要培养这样的人，这样我们才可能在科学前沿有话语权。不一定非要超过国际水平，但有做0到1的这些人，我们将来在科研上就不会遇到卡脖子的问题，就不会受制于人。

       田川：我们的神经所在国际上算是引领性的学术机构吗？

　　蒲慕明：可以说我们出的论文，在这个领域里可以排名世界前30。这是一流的，但成为一流不难。一个领域里真正前沿的，只在排名前10的那几个地方，他们有探险家，有导游，我们没有，我们这里都是游客。

　　田川：我们现在有了中中、华华这样的成就，仍然是处于游客状态吗？

　　蒲慕明：中中、华华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但核心科研方法不是我们做出来的。体细胞克隆方法几十年前就做出来了，我们只是把方法改进了，所以它还是算1到100的范畴。真正国际顶尖的科研单位，必须有几个人是能做出开创性工作的，否则怎么在国际上成为科技强国呢。

       我们要用应用目标，倒逼基础研究。

　△蒲慕明  

　　1948年，蒲慕明出生于南京。出生不久后，他随家人远渡台湾。蒲慕明的父亲蒲良梢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上世纪四十年代便前往美国留学，是中国航天工业第一批技术人员。父亲一生对祖国的怀念，对蒲慕明影响很深。七十年代初，他赴美留学，作为在美华裔留学生参加了保钓运动。改革开放后，他是第一批回到中国，帮助祖国建设的海外人才。2017年，蒲慕明放弃美国国籍，恢复中国国籍。   

　   蒲慕明：重要性是创新工作的关键，你想的新东西人家有没有兴趣？觉不觉得是重要的？不重要你的创新就没有影响。有影响的创新可能是多年来没有解决问题，如果解决了它，就会影响比如人类对自然界的看法，亦或者技术创新带来技术革命。  

　　田川：只做别人感兴趣的创新，这样的思维不会很功利吗？  

　　蒲慕明：这个功利是对社会的功利。比如我解决了重大疾病问题，有了重大科学发展，功利有时候不是坏事。我们也不能为自己的名誉，自己的前途奔波。我是说仅仅这样是不够的，我们的眼光不能只放在个人身上。  

　　我举个例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忘我精神，个人功利主义是从西方商业社会出来的。西方科学家的科研动力是为了个人兴趣，是以个人主义出发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是以社会一分子出发的，我是父亲的儿子，我是儿子的父亲……，不讲“我”的。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就是先天下人之忧，后天下人之乐，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目的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地位是在这个里面。  

　　所以中国科研传统里，是为社会发展而存在的功利。过去科研就是为了实用，我们研究天文是为了占卜、占相，研究生物学是为了农业，医学都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的。这种以目标为导向的科技传统，在13世纪以前为世界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从第5世纪到第13世纪，中国是世界领先的科技强国，我们的科研技术、航海技术、造船技术、水利工程技术都是世界领先的。  

　　多年在中国和美国的科研经验，让蒲慕明对于中西科学传统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有着更深的了解。他说有些基础科学的创新发现是“可遇不可求”，但如果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才会有重大突破， “可遇不可求”也会随之转变为“有求才可遇”。

△八十年代，蒲慕明往返中美间教学

　　蒲慕明：新冠疫情，脑疾病，社会老化，成瘾问题，抑郁症……都还没有解决。西方科学发展到现在获得了无数个诺贝尔奖，诺贝尔生理医学奖里，至少1/4得奖的都是做神经科学的。但脑疾病没有一个人能治疗，为什么？因为脑疾病问题太难了，而且需要大团队来做。它需要临床医生，基础科学，流行病学一起，经过大量临床试验才能把问题解决。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它不能显出个人荣耀。科学家如果不愿意做，就无法形成团队。

　　现在的西方科学已经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他们不从实用主义角度考虑。他们现在做脑疾病研究的，全都要搞清楚机理，但搞了几十年也没搞清楚。比如老年痴呆是怎么产生的，他就说你给我经费让我搞清楚机理，我找到靶点就可以治疗了。

　　田川：这个逻辑听起来是成立的呀。

　　蒲慕明：但这不是实用主义的观点，实用主义是以目标为导向来推动基础研究，和西方科研传统是相反的。如果我们在很富裕，有大量科学家的社会里，可以铺很广的面让大家去做各种实验，去探索，都没关系。但目前我们的社会没办法这样做。

　　田川：原因是什么？

　　蒲慕明：因为没有资源，我们做不起，也没有人力去做这种广泛式的，没有目标的基础研究。中国做脑科学的群体，加起来是美国的十分之一。如果我们照着他们的方法做，怎么可能超的过他们呢？所以我们做科学的思路要变。

　　刘鹤副总理讲了一句非常令人警醒的话，他说我们要以应用倒逼基础研究，用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我们没有人力、财力做广铺的基础研究，而且这样做不够专注，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太小。我们紧迫的问题太多了，所以我们要用应用的目标，倒逼我们的基础研究。

       在神经科学研究所，有一间阅览室，其中大部分书籍，是蒲慕明自己捐赠的。蒲慕明经常为学生拉书单，鼓励学生读科学家传记。他说想了解重要创新工作的来龙去脉，就要读科学史，读科学家写的东西。了解分子生物学革命的历史，甚至远比读100篇最新的分子生物学论文重要。

　　 蒲慕明：我们现在的教科书是有缺陷的，那么厚的一本书，讲的都是结果，没人告诉你这个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做这件事。想要做科研，你就需要知道科学发现的来龙去脉。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堆积知识，不是教育学生怎样去学习，怎样得到结果。其实这些知识不需要你现在就知道，你只要知道怎么学习知识就可以了。最关键的是，你的思维不能被现有的知识跟想法框架住。

　　 田川：您说甚至创意也是可以被学习的，以您多年研究经验来看，您觉得创意方法可以归纳总结成几种？或者有哪种思维方式是具有借鉴性的？

　　 蒲慕明：首先创意的来源是联想，不相关的东西联在一起就是创意。所以你要广铺触角，各种信息都要接触，不相关的信息最好。同一领域的东西大家都想了好多年了，可以想到的联系都已经想好了。所以对不同领域的理解，就可能形成你创意。其实改行也应该成为一个常态，你是学这行的，那就最好不要再在这行里继续做了，因为你做不过现有的，你不可能有太多创新。当改行成为常态，一个社会的创造力就会提高。

　　 田川：您呢？您有改过行吗？

　　 蒲慕明：我改过很多行，其实我每十年就会变一个工作领域。最开始我是做生物物理的，跟我现在做的研究没有关系。我在神经科学领域里做过好多工作，当然这是个人风格，不是说你一定要钻研在一个地方，然后做得很深。做科学有很多模式，任何行业都有很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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