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树突功能研究的先驱张香桐院士

　　乔健天^{1, *}，韩中胜²，祁金顺¹ 

　　¹ 山西医科大学神经生物学研究室，太原030001；² 美国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波特兰 97006

　　摘 要：本文回顾了张香桐院士在上世纪50 年代完成的有关神经元树突电活动和功能特性的先驱性研究工作，简要介绍了此后成为神经科学研究热点之一的树突在中枢突触传递和突触可塑性形成中所起作用的研究概况，籍以说明张香桐院士不愧为神经科学研究历史上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物之一。 

　　关键词：张香桐；大脑皮层；顶树突；树突电位；轴突始段；树突返传动作电位；神经元突触可塑性 

　　中图分类号：R338 

　　Electro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entral neuronal dendrites and roles of dendritic back-propagating action potentials in modifications of synaptic plasticity 

　　QIAO Jian-Tian^1,*, HAN Zhong-Sheng (Victor)², QI Jin-Shun¹ 

　　¹ Laboratory of Neurobiology,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1, China; ²Neurological Science Institute, Oregon Health 

　　and Science University, Portland, OR 97006, USA 

　　Abstract: For expressing the condolences on the passing away of Dr. Hsiang-Tung Chang, one of the distinguished members of the 

　　Chinese Academia of Sciences, the pioneer studies on cortical dendritic potentials that Dr. Chang carried out in the 1950s and the 

　　prosperous progresses since then, especially, concerning the modifications of synaptic plasticity by the dendritic back-propagating 

　　action potentials were briefly reviewed. 

　　Key words: Hsiang-Tung Chang; cerebral cortex; apical dendrite; dendritic potential; axonal initial segment; dendritic back-propagating 

　　potential; neuronal synaptic plasticity 

　　张香桐院士已于2007 年11 月4 日不幸谢世。噩耗传来，我们深感悲痛。这样一位曾为国际和国内神经科学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大师骤然离我们而去，怎能不令人深深痛惜和引起无尽的哀思！我(本文通讯作者)在上世纪60年代初曾有幸在先生工作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二室短期进修；时间虽然短暂，但日夕接受先生嘉言懿行的熏陶。经过近50 年时光的磨洗，一些场景仍历久而弥新。先生一直是我日后要求我自己和我的学生的模范和榜样，虽然我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很难达到的要求。我们当时在先生身边受教的约有6~7 位，其中不乏当时国内的青年才俊，如吴建屏和陈宜张两位后来都荣膺中国科学院院士，就是证明。我们当时都称呼先生为“张先生”，以后在同先生的信函来往中，我也是如此。要知道，上海生理研究所在解放前后不仅在国内科研工作中处于龙头地位，在国外也颇具声誉；虽然它在60 年代初依然是人才荟萃之地，但能被人称呼为“先生”者，为数并不多！现在分析起来，这样的称呼实际表达了人们对一位学者人格和学术成就的发自内心的真诚尊重和敬佩，也许是那个学术圈中最高贵的头衔！先生全身心投入科研工作，心无旁骛，自奉甚俭，而对实验工作则一丝不苟，事必躬亲。如他对由国外带回的电生理记录仪器，因为有特殊的稳压和保护设备，每次开关都由他亲自操作，关爱之情犹如对待一个初生的婴儿，深怕对其产生丝毫的损害。在进行动物实验时，除了早期的麻醉、固定和解剖部位的暴露等工作由吴建屏和赵志奇两位预先准备外，对于观察点坐标的确定和绘图记录，以至于每次微电极的更换等工作，均由先生亲手操作，像是一台大手术正在进行，我们只是紧张地递上急用的器械，生怕跟不上先生的节奏或出现半点失误。先生考虑到他在1 9 5 2 年首先发现的“光强化”( photic potentiation)现象可能产生的影响(参见《科学通报》1959 年第16 期505-509 页先生所作综述)，所有神经元单位放电的观察都在实验室照明关闭的情况下进行，于是就出现了如下的场景：在黑暗中先生正襟危坐，专注地观察荧光屏上的放电，同时声音监听器的“砰，砰……”声在肃穆的气氛中不绝于耳，而我们几个则环坐于先生背后；每次实验，除先生中间吃午饭时间外，大约都要如此持续6~8 个小时之久。我想在这样的场景下，任何人都会承认，实验参与者是不会有任何“浮躁”之情和“功利”之念的。先生对于文字书写和其中图表、照片的质量十分注意。有时他会仔细地拿出自己发表过或尚未发表过的文章附图的底样给我们看，爱护甚或“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暂时掩盖了先生平时保持的严肃神态；他说过，一个知名的摄影师只要有几张精品就够了，不在于作品盈筴。先生有高超的绘图技术，见于他所有发表的论文，并说他曾给他在耶鲁大学的导师Fulton 所编写的、在当时出版的教科书绘制过插图。据此我曾在手头的T. C. Ruch 和J. F. Fulton 主编的《Medical Physiology and Biophysics》18 版363 页找到了一帧，并在该图最不显眼的地方发现了先生纤小的英文署名！先生十分关注我国神经科学基础研究的发展和新人的成长，写了许多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这在他的《文集》中屡见不鲜。本文作者所在或工作过的山西医科大学神经生物学研究室，数十年来也曾多次得到先生信函的指导和鼓励，并蒙以五册《文集》见赠(见亲笔签题)。我相信，我们后学者在任何时候如能翻开文集中的一篇文章看看，都会使自己在素质培养、学术思想、中英文行文技巧上得到提高。在所谓“信息爆炸”的时代，特别是自上世纪50 年代以来，新的概念和技术方法大量涌现，有些科研成果可能较快地“过时”，被人们“淡忘”，但有些成果不仅代表了那个年代某一学科发展的最高水平，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前驱性和开创性，可能激发后来人对同一和相关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先前的这些成果也会融合在新发展的成果之中，不绝如缕。先生的成就之所以能具有长远的魅力和不断被人引用，原因就在于此。我和我的一些同事们多年来进行的一些研究工作，都以电生理结合形态学方法为主要手段，对此深有感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乍闻先生逝世的消息时，立即想起了历史上王安石悼念欧阳修“生而为英，死而为灵”的名句，而先生一生行止，对此也应是当之无愧的。现在《生理学报》拟出一个悼念先生故去的专栏，我们不揣浅陋，谨以被公认的、先生做出过突出贡献之一的有关神经元树突功能的研究为例，对上世纪50 年代以来这方面的新进展，作一简要的综述，以说明这一点。  

　　一、树突功能研究的历史沿革和张香桐院士有关树突功能的开创性研究  

　　远在上世纪初，Ramón y Cajal (1904) 就注意到哺乳动物中枢神经元在形态 学上的多样性，其中树突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实际上，神经元及其组成部分 在结构上的特异性和它们功能上的特异性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是神经科学研究 中的重大挑战之一。Cajal 在当时缺乏详细功能研究的情况下，就正确地推测树 突和轴突分别是神经元信号输入和输出功能的结构基础。上世纪50 年代Eccles 等的实验工作表明，神经元沿轴突外传的动作电位(action potential, AP)最先产 生或引发于轴突始段(initial segment)，即胞体部分的轴丘(axonal hillock)突然变 细为轴突的部位，此处在有髓纤维尚无髓鞘出现，且电压门控式Na+ 通道的密度很高，所以具有极高的膜兴奋性。轴突AP 主要以电压门控式Na+ 通道的再生性反应为基础，因而是 “全或无”式的。虽然在不同类型的神经元之间，它们的轴突AP 在幅度和形状上可能有所不同，而主 要的差别在于它们的末梢部分，这里由于轴突的分枝和分布的多样性，以及由此决定的电活动形式和所引 起的递质和调质的释放也各有特点，以此再同别的神经元胞体或结构更为多样复杂的树突末梢形成的突触 联系，就成为脑内信息传输和整合的关键部位[1,2]。  

　　至于有关神经元树突功能的研究，应当承认，我国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院士，是国际上公认的 树突生理功能特性研究的先驱者。他于1951 年至1955 年间在美国耶鲁大学和洛克菲勒研究室工作期间， 分别在《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和《Cold Spring Harbor Symp. Quant. Biol.》等著名国际期刊或会 议上，连续发表了至少9 篇单独署名的、有关哺乳动物(主要是猴、猫、和兔)大脑皮层锥体细胞树突电 活动的论文和报告[3,4]。他注意到，树突结构在这些动物至少也占新皮层总体的1/3；如果用记录诱发电 位的方法，亦即用不同强度的电刺激作用于大脑皮层表面(或深层)，可在相距数毫米的皮层表面记录到通 常表现为“表负”形式的场电位[3] ；经过多种实验分析，他提出这一电变化是由该记录部位深层锥体 细胞顶树突的电活动由皮层深处向皮层皮面传导所形成，因而命名为树突电位(dendritic potential) ；他计 算出，树突电位在顶树突近端的传导速度约0.6 m/s，在远端末梢分支约为0.2 m/s；尽管当时还没有对 在体或离体单个神经元及其树突电活动进行直接观察的通用技术，但他已正确地预见到，树突既可产生通 常公认的被动形式的电紧张电位的扩布，也可以产生和传导“全或无”式的兴奋冲动。张香桐院士的这 些先驱性、开创性成果，无疑激发了人们后来使用包括膜片钳记录[5]和光成像[6]在内的多种新技术对神经 元树突的功能和结构进行深入研究，其热烈程度至今不衰[7]。  

　　二、树突电活动的膜片钳研究和树突返传动作电位 

　　(back- or backward-propagating action potential, bAP)的确认 如前所述，树突电活动的研究，开始是以当时通用的粗金属电极在皮层进行场电位记录开始的，它 实际是刺激电极附近多数垂直而平行排列的顶树突电活动的总和，只有通过多项精心设计的辅助实验和严 密的逻辑分析才可能得出合理推论。因此，它还是间接而非直接的观察。树突究竟有无类似轴突的电活 动或其它功能特性，应该进一步在单独分离的树突或神经元上进行观察，才能得到确认。这无疑引发了 全世界多个实验室多年的热烈探求。历史的事实是，在张香桐院士1951 年首先发表他第一篇有关树突电 位的文章后[3]，差不多过了10 余年之后(他已于1956 年返回国内)，一位日本科学家冈崎才在1962 年3 月 的《神经生理学》上发表文章[8]，确认离体培养的单个神经元树突具有电兴奋性和传导性，并测得树突 基部的传导速度为0.1 m/s，第一次证实了张香桐院士的推断。  

　　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此后在神经科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段延续至今约40多年的有关不同神经元树突 电活动功能特性及树突在神经元对传入信息整合和中枢突触可塑性形成中作用的研究热潮。先是Llinás 等 (1968)[9]在刺激鳄鱼小脑皮层表面平行纤维时，用尖锐的微电极直接在小脑Purkinje细胞树突外周丛记录到 AP；Huguenard 等(1989)[10]则用贴附式和全细胞式膜片钳技术，在大鼠急性分离的新皮层锥体细胞顶树突 记录到“全或无”式的AP，并证明此电位以Na+ 通道的激活为基础。1991 年Turner 等[11]在大鼠海马离 体脑片上，将记录电极插入CA1 区的锥体细胞的胞体或顶树突进行观察，结果发现：(1)通过电刺激海马 放射层，给予所记录细胞达到阈值的突触性传入时，在胞体记录到的AP 幅度最大，随后它又逆向地沿 顶树突回传，在此过程中AP 的中位宽度逐渐减小而幅度逐渐降低；(2)上述胞体AP 的出现，可被在胞体 处施加河豚毒(TTX)所阻断，而此时用超阈值输入引起的顶树突AP 的引发部位，由胞体逐渐移向顶树突 末端，最远可达到距胞体200 μm 的顶树突分支处。AP 引发点的移位，是由于TTX 逐渐向树突分支所 在部位扩散所致。该实验提示，顶树突可以产生以Na+ 通道激活为基础的AP，它可以双向传导。后来 又发现，除了上述电压门控式Na+ 通道外，电压门控式Ca2+ 通道[12]和NMDA受体通道(以Na+ 和Ca2+ 为电 荷携带者)[13]也与树突AP的引发和传导有关。至此可以认为，当年由张香桐院士提出的树突具有电兴奋性 以及产生和传导AP 能力的推断基本上得到了证实。  

　　但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由一个神经元外传的AP 究竟是先引发于过去认为的轴突始段[1]，还是先引发于它的树突干或其树突分支？既然树突存在电压门控式阳离子通道，该处在接受足够的兴奋性输入 时，就可能引起再生性生电作用，引发“全或无”式的树突AP，它经胞体而后再引起轴突上的AP 外 传。但这一问题虽然几经争议，至今难作定论。膜片钳技术创建者之一的Sakmann 及其同事1996 年在 《Soc. Neurosci. Abstr.》发表的两则摘要[14,15]，以及次年发表的一篇专文[16]指出，他们在新皮层第Ⅴ层 同一锥体细胞的三个部位，即在它的轴突、胞体和顶树突分支处同时进行全细胞或贴附式膜片钳电反应观 察。他们的主要结果和解释是：(1)无论树突出现再生性AP 与否，以快Na+ 内流为基础的AP 总是先出现 在实验中的轴突记录点，它距胞体的距离约为30 μm；(2)即便是在树突近胞体处由突触性刺激引起的Ca2+ 依赖式树突AP，也达不到引发胞体AP 的阈值；亦即树突AP 不可能有效地经胞体传导到轴突；(3)树突 AP 在向胞体顺向传导受阻的原因，可能在于树突膜中Na+、Ca2+ 通道密度低，而且树突在它近端的变粗 以及它们同胞体的电耦联条件，都不利于树突AP 向胞体的传导；(4)因此，就神经元外传电信号的产生 来说，它们还是最早产生于轴突始段，该处不存在髓鞘，快Na+ 通道密集，兴奋阈值比胞体AP 的阈值 还要低2~3 倍。他们因此主张，突触性传入引起的树突除极化不论是较微弱或增强到引起树突AP，它们 在功能上有别于产生于轴突始段的AP，前者充其量只是放大了突触性输入，使之较强地参与了神经元对 传入信号的整合，作用与电紧张式的兴奋扩布没有本质的区别；至于这种树突AP 能否也在正常的中枢神 经功能活动中出现，或者只是出现在外加强刺激引起同步而局部性的突触性输入时的特殊情况，仍需进一 步确定。Sakmann 实验室的工作也证实了产生于轴突或胞体的AP 同时也向该细胞的树突丛逆向回传的情 况[ 1 6 ]。  

　　但差不多就在Sakmann 进行和发表他们上述研究结果的前后，在耶鲁大学Shepherd实验室工作的陈伟 等[17]以嗅球僧帽细胞(mitral cell)为观察对象，证明神经元外传AP 既可引发于胞体的轴丘始段，也可引发 于该细胞主树突(primary dendrite)的远端末梢；而在通常情况下，AP 的引发部位决定于远端树突丛接受 的兴奋性突触输入的强度，以及当时胞体附近是否有抑制性输入。他们在大鼠离体嗅球脑片的同一僧帽细 胞同时作双膜片钳全细胞式记录，一个电极放置在胞体或其附近，一个放置在主树突(向上伸展，类似于 锥体细胞的顶树突)的远端末梢，兴奋性突触输入则由刺激嗅神经引起，而来自颗粒细胞的抑制性突触性 输入可由刺激该细胞所在的外网层引起。实验结果是：(1)在嗅神经给以单一刺激时，最初总是能在主树 突远端记录到一次兴奋性突触后电位(excitatory postsynaptic potential, EPSP)，在此EPSP 之后，先是在胞 体记录电极处记录到AP，其后才在远端树突电极记录到AP，先出现的AP 被认为是产生于轴丘或始段处 的外传AP，而后者是此AP 又逆向回传到主树突末端的AP；(2)如果嗅神经的刺激足够强，则结果是先 在远端树突处记录到AP，而后才在胞体电极记录到外传AP，说明在这种情况下，AP 首先是出现于树突 的远端，再经过神经元上的顺向传导，以后再引起轴丘始段的冲动发放；(3)分析表明，两处产生的AP 都对浸浴液中的TTX (1.0 μmol/L)敏感而被阻断，说明它们都依赖于电压门控式Na+ 通道，而且这两类 AP都可被刺激颗粒细胞引起的僧帽细胞的抑制性突触后电位(inhibitory postsynaptic potential, IPSP)所阻止。 陈伟等上述结论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认为主树突末梢以Na+ 内流为基础的AP，可以在神经元上以顺向 传导的方式最后在胞体轴丘处成为沿轴突外传的AP，而不一定是像Stuart 和Sakmann[16]等认为的，树突 AP 即便出现了，也只是一个局部事件，只参与局部突触性传入的整合，只有神经元的胞体轴丘或轴突始 段，才是中枢神经元引发AP 的唯一部位。陈伟等的工作虽然是在嗅球僧帽细胞进行的，但此前Regehr 等(1994)[18]就曾表明，在传入兴奋强度增大的情况下，皮层和海马的锥体细胞的冲动诱发区也可由轴突始 段移向顶树突；计算机模拟研究[19]也支持树突作为神经元外传AP 引发点的实验结果。陈伟等就此特别引 用了张香桐院士(1952)[20]的前驱性工作。事实上，就锥体细胞而言，能产生AP 的部位至少已证明可以有 5~6 处，即顶树突和底树突、胞体、轴丘和它的始段、以及轴突第一个出现的兰氏结处；争论焦点在 于，在具体情况下神经元的外传AP 究竟最先诱发于何处[2,21]。这或许要取决于不同种类的神经元和它们 所处的不同功能状态。  

　　三、bAP 的产生和中枢突触功能的可塑性  

　　上述两个实验室和其他作者的研究结果都表明，一个神经元外传AP 一旦出现，除了传向轴突末梢 外，还要同时逆向地经胞体回传给该细胞的所有树突及其末梢，后者被称为bAP。bAP 不仅见于哺乳动 物大脑皮层和海马的锥体细胞、嗅球僧帽细胞，也见于小脑的Purkinje 细胞、黑质的多巴胺能神经元以 及其它一些脑内神经元[22]。bAP 向树突末梢传导时，一般在皮层和海马锥体细胞幅度递减而时程加宽， 传导速度也有递减的趋势；但也有波形和传导速度几乎不变或少有改变的情况，如在僧帽细胞[17]、海马 某些中间神经元[23]和黑质的多巴胺能神经元[22,24]，而另一极端情况是在小脑Purkinje 细胞，它们的bAP 在 树突只能传导很短距离[25]。值得一提的是，Stuart 等[16]曾在大鼠新皮层顶树突测得bAP 的最大传导速度为 0.5 m/s，这与张香桐院士40 余年前报道的数值惊人地一致[20]，即在顶树突近端为0.6 m/s，而在远端终 末分支段为0.2 m/s。  

　　如前所述，树突bAP出现和传导的基础是该处有电压门控式Na+ 通道和Ca2+ 通道的存在，并有NMDA 受体通道参与其中。前二者因膜的除极化而开放，如此引起的阳离子内流又引起膜的进一步除极化，是 一种再生式或正反馈效应，不论是顺向AP 或逆向bAP 都以此为基础。bAP 和轴突AP 的不同处在于：一 是在沿胞体到树突末梢的轴线上不同部位的膜中，上述离子通道型受体的密度均较轴突膜中为低，而且在 各段之间也有所不同，如大鼠新皮层[26]和海马CA1 区[27]锥体细胞的顶树突的Na+、Ca2+ 通道密度在远、 近端差别不大，但在大鼠Purkinje 细胞，Na+ 通道只存在于胞体而不见于大部分树突[25] ；二是树突在形 态学上具有多级或多种形式的复杂分支，影响其电学特性[3,22] ；三是不同树突部分也可能接受外来的抑制 性输入信号，构成对树突正向或返传AP 的调控因素[28]。至于有关bAP 是否也可在成年动物清醒和不同脑 活动情况下出现，最近由于Bereshopolova 等[7]进行的详尽研究而趋向于肯定的回答：他们在用EEG 确定 家兔所处从警觉、清醒、瞌睡以至注意力丧失等不同状态下，观察到新皮层第Ⅴ层锥体细胞接受各种视 觉刺激输入时，bAP都可以到达距胞体约800 μm的树突末梢，而除了在接受高频传入刺激时有所减弱外， bAP 基本上不因脑当时所处状态而受影响。这说明，bAP的产生和传播至少在新皮层顶树突是一种确定而 高度稳定的电学现象。我们下面要重点讨论的是，bAP到达树突末梢究竟具有何种生理意义？一个简单的 说明是，一个或连续的bAP 回传到树突末梢，说明该细胞的轴突已有一个或一连串AP 的外传，以此可 以推断，由这些反馈信号来决定该细胞如何对随后到达细胞输入端的信息改变其处理方式，正是突触可塑 性一词应有之义。 

　　目前已有直接证明，至少某种形式的长时程增强(long-term potentiation, LTP)和长时程抑制(long-term depression, LTD)的出现，需要有bAP 的参与。Sakmann 实验室Markram等(1997)[29]发现，如果将到达树突处的bAP 和突触输入引起的阈值下EPSP 多次同时出现(称为“pairing”或“coincidence”)，可使该处以后单独出现的EPSPs的幅度增大或者减小，其变化方向则取决于二者出现的顺序和它们相隔的时间(一般在20 ms 之内)，分别为LTP 或LTD。具体的情况是：如果输入的EPSP 先到达而bAP 在短暂的时间窗口内随后也到达树突末梢处，将会诱导出LTP；如果二者到达的顺序颠倒，则会诱导出LTD。这种由bAP 到达时间所决定的突触功能的可塑性变化，后来被简称为STDP (spike timing-dependent plasticity)，并已在很多类型的离体和在体实验中得到证实(参见Dan 和蒲慕明[30]以及Holthoff 等[24]的综述)。有资料进一步显示[31]，NMDA 受体在STDP 的出现中起着重要作用，决定最终出现LTP 还是LTD。具体过程是：虽然此受体激活时可引起所在膜的Ca2+ 内流，但在静息电位稳定的情况下，它的通道入口通常被Mg2+ 所堵塞，因而需要此处膜先有一定程度的去极化，将Mg2+ 移开，结合了配体的通道才能畅通，导致Ca2+ 内流。因此，只有当突前末梢释放兴奋性递质即谷氨酸在先，并已结合于NMDA 受体，此后bAP 适时地到达该处膜，后者所引起的除极化解除了Mg2+ 的阻塞作用，才能使原已结合了谷氨酸的NMDA受体通道最终畅通，出现一次较明显的胞内Ca2+ 瞬变；而如果bAP在突触前谷氨酸释放之前到达，则突触传入只能引起不明显的Ca2+ 内流。与此相一致的是，Hansel 等(1997)[32]根据他们的实验推测，认为不论是LTP 或LTD，都与接受外周输入的神经元局部出现的Ca2+ 内流有关，即幅度大而时程短的Ca2+内流与LTP 的出现有关，而时程长而幅度中等的Ca2+ 内流有利于LTD 的出现。此外，还有实验表明，在一些树突bAP 回传不明显的神经元，可塑性的出现需要两种不同突触性输入的“同时出现”。如在小脑Purkinje 细胞，bAP 不到达树突末梢，这时攀纤维输入在此细胞引起的电反应类似于其它细胞的bAP，当攀纤维和到达同一部位的平行纤维多次同时激活时，在胞体内出现Ca2+ 浓度增加，进而出现突触后膜上AMPA 受体的减少，引起平行纤维-Purkinje 细胞树突间的突触传递出现LTD[33]。由此可以看出，突触可塑性的出现机制是复杂多样的，可能由于树突功能特性的改变、bAP 的出现与否、也可能是由于突触部位某些蛋白质成分的表达和它们在膜上的组装量的不同，从而调控突触传递的可塑性。不仅在高等哺乳类动物，Bell、韩中胜等[34-36]在系统研究一种具有特大小脑的非洲电鱼(mormyrids)的小脑电活动时，在其电感受叶[34]的Purkinje 样细胞胞体上记录到两种AP，一种幅度小而时程短(5~10 mV，1~2 ms)，另一种幅度大而且时程长(≥ 40 mV, ~10 ms) ；两种AP 都以Na+ 内流为基础，但功能不同；小AP 产生于轴丘，沿轴突外传并在其末梢引起递质释放；大AP 出现于树突近端，可沿树突逆向传导，成为bAP。他们的实验进一步表明[35,36]，此bAP 为平行纤维的传入在这些树突上形成LTD 所必需。在电鱼观察到的上述两种AP，有报道在乌龟小脑的Purkinje 细胞[37]上也被记录到，不同的是在乌龟小AP 即轴突AP 以Na+ 内流为基础，而bAP 则以Ca2+ 内流为基础。 显然，后者也可能参与突触可塑性的改变。总之，bAP 在不同种属动物和不同种类神经元的中枢突触可塑性调控中所起的作用，还有待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  

　　张香桐院士在上世纪50年代进行有关树突功能的研究时曾推测，由大量树突形成的复杂网络联系可能是人脑思维逻辑的基础(为此他曾获得1992 年国际网络学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而后来进行的有关树突功能的研究，始终与脑的认知功能(cognition)和学习与记忆功能、亦即突触可塑性的研究联系在一起，这充分说明了他早期工作的预见性。在本文行将结束之际，我们愿意引用张香桐院士1955 年在瑞典Karolinska 研究所发表的有关他树突研究工作的综述性报告中最后说过的一段话[38]，作为本文的结束语：As a conclusion, I may quote the words of Robert Boyle, the English scientist in the 17th century. He once said about the function of the human body that “it is disgraceful not to understand such a magnificent architecture in which our soul resides”. The same thing may be said about the dendrites, which perhaps constitute the very fundamental material basis for our high mental processes. 不无遗憾、但也不必过于遗憾的是，虽然张香桐院士的研究兴趣在50 年代后期由树突功能转向了其它领域，但他同样在新的领域中取得了多项有开创意义的成果。张老寿高期颐，亲眼目睹了上世纪末以来树突功能研究的再度兴起并取得巨大成果，应是能含笑离去，余下的是对我们后来者的鼓励与鞭策！临文嗟悼，不能自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