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蒲老师 

　　我在蒲老师的实验室从学生到博士后，再到他领导下的研究所做研究员，算来已经有十二、三年。从蒲老师那里收获最多的，大概是如何做科研，如何带学生，以及如何做中国的科研人。

　　如何做科研

　　记得一次谈话中，提到实验的成功率不高。他问我是不是一直都在实验摊子前面？我答说有时候会在记录上细胞后出去做别的事情。他说那不行！你是在和自然“谈天”，如果不够专注的话就没法听懂自然“说”什么。这句话就像醍醐灌顶，让我猛然意识到科学研究的本质，同时意识到该如何对待实验。这个事情我一直记在心里，也常对我自己的学生说起。

　　UC Berkeley开年会一般比较远，需要开车近三个小时。有一次他是一个人驾车去的。我问他说，这么久自己驾车去不觉着闷么？他回答说：没闷啊，我在工作啊，路上我已经构思好了神经所年会报告的全文。这让我想起爱因斯坦的一个类似故事，一个学生约好见面但迟到，爱因斯坦独自等了个把小时。一个朋友斥责那个学生不守时，爱因斯坦说没关系啊，我在工作。大科学家的一个共性，大概是对每一点时间都用于工作。

　　说起爱因斯坦，他经常被蒲老师提起，尤其是在讨论“困境孕育创造力”的时候。时任专利局三等专利审查员的爱因斯坦，以个人的困境作为巨大的动力，在1905年发表五篇具有重大意义的论文。蒲老师自己接受从Full Professor 降格为Research Professor的苛刻条件，从Univ. Calif. at Irvine跳槽到耶鲁大学，是他自己追求挑战，自己创造困境的经典案例。原因之一是因为他感到Irvine的环境已经没有挑战，太舒适，不利于他自己的事业发展。逆境才能检验出一个人的含金量，蒲老师对逆境的看法值得敬佩，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刚建所的时候所里全体学生常和蒲老师交流。一个学生问，蒲老师是如何在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发Nature文章并毕业的？他的回答是Persistence，也许翻译成刚毅、坚忍为好。他说他读研究生时是要克服很多技术困难的。他常讲如何努力让光线形成一个非常细的窄缝，以便可控的漂白视紫红质，从而首次观察、并定量测量到蛋白在细胞膜上是如何移动，为细胞膜的镶嵌模型提供了重要的实验基础。他常讲年轻时在Woods Hole夏季做实验的事儿。晚上很晚的时候，一位长者在实验室里晃悠，看到他在做实验，和他打招呼，后来才知道是著名的Stephen Kuffler本人。后来蒲老师在UCSD做教授时是第一任Stephen Kuffler 讲席教授，人生总是有那么多巧合。

　　在工作的Persistence上，蒲老师是身教大于言教的。他在美国每周基本上工作七天，每天10点到实验室，晚11点多走，每个月在中国的时候大概工作时间还要长些。虽然传闻他的实验室要求很严，但其实他对本实验室内的人管的并不多。不过他实验室的博士后和学生都非常努力，一般不用他管。也许这就是身教的意义。

　　Persistence还体现在随时的科学思考中。蒲老师曾说过，他的很多想法是在休息的时候得到的。比如他做PI后发的一篇Nature文章，是在洗澡的时候想到的，第二天去一做实验，马上就得到了结果。那篇文章是用在细胞的两端不对等的加药阻断ACh受体，从Ach受体介导的反应从不对称恢复到对称的状态的时间，来推断受体蛋白在膜上的扩散速度。我认为这篇文章最能体现蒲老师的精妙实验设计。

　　蒲老师曾说过，高手做课题就像使打狗棒法，随手一根树枝都是利器，任何一种技术都可以做很重要的发现。我倒是觉着他做研究像独孤九剑，无招胜有招，总能另辟蹊径。与蒲老师讨论问题的时候，最大的感觉是他非常有Insight：他总能找到重要的角度看问题，或者是从机制，或者是从功能角度。我在几次写文章的讨论过程中，蒲老师经常设计出展示数据的崭新的方式，在提高了对数据的认识的同时，也大幅提升了文章的质量。

　　武侠小说中高手常能推陈出新，近年来蒲老师问题的方式也在变化，近期他更关注高级脑功能的问题，在会上经常提以下这些问题：能否解读人类智力的奥秘？进化中更多神经元是否带来智力的飞跃？猴的社会交流的神经基础能否提示人类语言的机制？我自己开始做清醒行为猴的研究应该是潜移默化的受了他的影响。

　　如何对学生

　　科研本身可能是单调而充满挫折的，领袖的信心和乐观主义，对学生是有极大感染力和帮助的。对于我来说，蒲老师是个典型的乐观主义导师。我和他讨论问题的时候经常被他鼓动，自我感觉自己的课题是非常的重要。颜渊说孔子“循循然善诱人”，蒲老师具有这一好老师的特质。

　　我和其他从蒲老师实验室出去的师兄师姐们谈天，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蒲老师主要通过鼓励我们读好书来教育我们。在他的鼓励下，Peter Madawar, Steve J. Gould, Francis Crick等这些大科学家的著作和传记，教育了我和不少其他同学。神经所的阅览室是在蒲老师的直接指导下建立的，或许是神经所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是蒲老师自己花钱买了很多书。我做学生会主席的时候，曾经协助他写每一本书的书评：我把书按照重要性分等级，写下书内容的简介，而蒲老师则撰写每本书的评价。从这件事，可以最清楚的看出他对学生的关注和用心良苦。

　　除了鼓励学生阅读，蒲老师十分重视提高学生的其他素质，例如学生的写作能力。我做学生的时候每周要写一次英文汇报。开始的时候，整个汇报里几乎所有的文字都会被修改、加注释后发给我，注释里写明了某些词该怎么用、不该怎么样，句子该怎么连接，等等。我的写作能力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学生时期的每周汇报和写文章的时候反复修改。

　　对于学生的素质，他还非常关注学生做科学交流的能力，包括在科学会议中提问。他常说他自己年轻时听报告，是每个报告都要求自己能提出至少一个问题，英文不好就在听报告的过程中写下来，在会后提问。我是忠实的按照他这一经验执行的，感觉自己受益匪浅。我还记得自己刚入学时，出生牛犊不怕虎，问出了不少现在还觉着不太好意思的天真问题。后来有一次他在一次大会上谈到神经所的学生是说，他十分欣慰看到，神经所年轻的学生从刚开始提非常稚嫩的问题，到后来能够提职业、专业的问题。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好像穿越到了天真提问时代，同时切身体会到老师的鼓励对自己的成长是多么重要。

　　他曾在不止一个地方讲他对神经所学生的厚望，这里不止是学术水平，同时包括社会责任感。蒲老师十分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我在神经所做了两年半的学生会主席，他作为所长非常支持学生会的工作。我参与建立神经所网站，和其他参加的同学一起荣幸的获得了他个人的赠书。而这本书是计算神经科学历史上重要的人物的访谈，对我来说如获至宝。我后来做博后期间担任伯克利学生会的副主席，在认识了很多朋友的同时，也深切的体会到在异乡为华人出力做事的快乐。在神经所和伯克利的社会公益经历对我来说是巨大的财富，这要感谢包括蒲老师在内的我的导师们的宽容和鼓励。

　　如何做中国的科研人

　　蒲老师年轻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积极的参加台湾留学生的保钓示威游行行动。他作为巴尔的摩地区的学生代表，参加了留学生在华盛顿的大会，由此进了FBI的黑名单，经常被FBI的探员骚扰。他最骄傲的事之一就是和FBI斗智斗勇。这一热血青年的特殊经历，折射出他对祖国的感情。他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回国帮忙建立清华大学生物技术系，并担任第一任系主任。之后他办了几次生理学技术研讨班，他对于自己当时能为中国的神经科学界做些事十分自豪。

　　后来他是神经所的第一任所长，他常思考如何让中国的神经科学界的水平进入世界一流，并赶上和超过日本。我常从他那里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国家奥运会金牌能拿世界第一，在诺贝尔奖这个科学界的金牌竞争中如何才能获得金牌？可以肯定的说，对于未来国家的地位、人们的福祉，奥运金牌起的作用，一定不会超过高素质的科研人才所起的作用。在这一国际舞台上，我们要思考如何才能超过我们的近邻，日本。作为中国的科研工作者，这是我们应有的基本觉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蒲老师一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也感染着我们这些后来者。做一个对社会真正的有贡献的人，大概是我从他那里学来的最重要的一课。

　　(作者：李澄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