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私奉献 甘为幕后 

　　入所至今，我有幸目睹神经所逐步发展、壮大与成熟。伴随着神经所的发展，我也从意气风发的青年逐渐步入了而立之年。在此期间，许多同学、同事、老师给予了我无私的支持、鼓励和帮助，而其中对我心智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我的导师——蒲慕明老师和我们组的客座研究员——丹扬老师了。蒲老师对我的影响可谓受益终生。尽管从第一视角来看，我会有不少个人体验（如他的认真与和蔼等），但因为蒲老师的许多故事对于神经所人而言都耳熟能详了，在此，我想谈谈我眼中的丹扬老师及她对我的影响。

　　丹扬老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生物学系教授，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而她在神经所最易被人提及的身份是所长（蒲慕明）夫人。常言道“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在蒲老师为神经所鞠躬尽瘁、呕心沥血的时候，丹扬老师一直在默默地给予他莫大的支持。丹扬老师在神经所的职位是神经可塑性研究组（蒲组）客座研究员。这职位表明她在某种程度上是为神经所工作却不拿酬劳的义工。作为一名接受过她指导的学生，我可以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地说这位不拿薪酬的客座研究员在指导学生上所付出的心血绝不比一般的研究员少。当有学生向她汇报在实验或数据分析中所遇到困难时，如果她当时在伯克利，她会尽快通过Skype和学生一起商量和研究解决办法，即便当时加州已是深夜或凌晨；如果当时她恰巧在上海，她通常会走进实验室仔细察看实验过程/实验数据，甚至和学生一起做实验来研究可行的方案，而在这种情况下，她往往会和学生一起工作到深夜。从丹扬老师在美国的职位可以看出她已经是一位事务繁忙，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了。为何她愿花去如此多的精力来做这些无名无利，有时甚至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她的回答非常简单：“影响和帮助一些人，哪怕是一小部分人，也是一件非常快乐而有益的事”。

　　由于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丹扬老师身上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气质和人文情怀，因此学生们和她聊天往往会觉得非常轻松和愉快。记得在我研二的时候，有一次和她聊天，我向她抱怨很多研究都在做一些非常细节的工作，没什么大的突破，很没意思。她很耐心地和我谈了她对科研工作的意义的看法。她认为做科研能取得大突破固然很好，但如果把做科研的目标始终设定在取得大突破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你一生都会在失落中度过；如果换一种思考角度，把帮助人们了解那些未知世界做为科研工作的目的的话，那么哪怕是一个细节上的研究也会变得很有意义，而且这些细节上的积累本身就有可能酝酿出大的突破。从那以后，我逐渐开始体会到科研工作本身的有趣之处了。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对科研工作的意义的理解，她经常会说她每天早上从家到实验室的路上都会特别兴奋，因为或许今天实验室又会有些新的发现。需要说明的是在从事某项具体课题时，除了细节，她也十分关注课题的广度和深度。

　　有时，我们也会谈论研究生或博后阶段师生之间如何和谐相处。她从导师的角度谈了一番十分有益的见解。她觉得导师除了传授一些专业知识给学生之外，在很多情况下更要像心理专家，要懂得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当今已然是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学生在某些领域的知识和技能超过导师也是常事，因此导师要善于发掘学生的特长和性格特点，循循善诱，让学生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取得成功。当学生在实验或生活中遇到挫折时，导师又要像个心理医生去疏导学生心中的挫败感，并鼓励他们继续进取前行。这与现任意大利足球队主教练普兰德利对教练与球员之间关系的见解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谈话后，我发现在实际指导中，她也是这么贯彻实施这些想法的，例如根据温云卿动手能力强的特点，她会鼓励温云卿尝试开发一些新的实验技术；根据佘亮数据分析能力强的特点，她会指导佘亮从事一些与计算神经生物学更相关的课题等。

　　学术科研之外，丹扬老师在平时也非常关心和照顾学生的生活。在我因腰椎间盘突出卧床大半年的时间里，我时常会想放弃继续做科研。那段时间，她一直都在鼓励和支持着我，每次她回上海，都会去探望我。恢复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同学大多已经毕业，开始他们的博后生涯了，开始变得非常焦急。当她发现这个问题后，她让我放好心态，并调整好实验强度和效率之间的关系。最终，在她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在大病之后仍以较开朗的心态完成了博士学位研究课题。

　　如今，我也即将离开神经所去开始自己的博后生涯。然而，蒲老师和丹扬老师以其卓越的科学素养、高尚的人格魅力、崇高的社会使命感，言传身教，使我在做人、做科研方面都终生受益。我也希望自己能继承并在今后有机会传承他们身上的美德。

　　（作者：徐圣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