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脑研究当首先聚焦脑疾病 

　　切勿误读美欧“脑计划” 针对迫切需求解难题

　　最近，欧美相继启动投资巨亿的脑研究计划，颇有向科学的“最后疆域”发起总攻的态势。中国的脑科学研究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战事”中，应该聚焦哪个方向？在昨天由上海院士中心主办的院士沙龙上，国际神经科学权威、中科院外籍院士蒲慕明教授提出，关注本国重大脑疾病，针对社会的迫切需求攻克难题，尤其在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方面，应成为中国脑研究计划的目标。解决整个学科的基础问题，应是这一过程中的收获，而非唯一的目标。

　　客观看待美国“脑计划”

　　“奥巴马宣布启动的‘脑计划’其实只占美国脑研究的一小部分。”演讲一开始，蒲慕明就开宗明义，点明了日前广受关注的美国“脑计划”的真实地位――美国仅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用于脑研究的经费，每年就高达50亿美元，而“脑计划”首年只投入了1亿美元，今后每年也不会超过3亿美元。

　　这个计划的主要关注点在于高技术，而这些高技术的突破，将可能为整个脑研究带来极大的支撑和推进，但这绝不是美国脑研究的全部。蒲慕明介绍，在美国，从微观、介观和宏观等不同层面开展的脑研究项目不下几十个，“如果我们只关注这一个项目，就会见木不见林，被这个计划所误导。”

　　其实，当“脑计划”在今年2月首度提出时，其目标之一是在10年内完成果蝇脑内13.5万个神经元的电活动图谱，而人脑有1000亿个神经元，何时能完成？还排不上时间表呢！据了解，脑疾病已成为全球社会医疗负担中最大宗开销，实在等不及科学家从果蝇、老鼠、狗再到人的研究步伐。因此，当4月正式宣布时，计划中就加入了“对人脑研究与基础动物模型同步进行”的内容。

　　中国“脑问题”迫切求解

　　中国的脑疾病问题同样严重而迫切。昨天的沙龙上，来自华山、中山、瑞金等医院的神经科医生们急切地抛出一个个问题，希望能在未来中国推出的脑研究计划中求解：中国的癫痫病患者多达900万，其中约1/3属于难治性癫痫，病因究竟何在？中国帕金森氏病患者占全球一半左右，总数超过200万，如何实现准确的早期诊断？为何一些脑瘤的手术方法不断在改进，但患者术后的生存期却20年未有提升？

　　医生们也在不断摸索，但更企盼从大脑的机理上获得破解疾病的钥匙。“过去几十年，西方采用的是寻找分子靶点、研制针对性药物的方法，来对付脑疾病，但效果令人失望。”蒲慕明说，脑疾病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中国应该避免重复西方的老路。

　　去年下半年，中国科学院启动了一项名为“脑功能联结图谱研究计划”的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就是一项以特定的重要脑功能和相关脑疾病为目标、从介观层面（介于微观的脑细胞研究与宏观的大脑皮层研究之间）入手的脑研究计划。它试图从学习记忆、感知觉、情绪、抉择四个特定脑功能网络着手，破解大脑活动的机理，同时为与痴呆、慢性疼痛、抑郁、成瘾等相关的神经疾病寻找病因和对策。

　　该研究计划的首席科学家、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郭爱克院士告诉记者，作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神经科学家，他最终希望揭示出神经活动的基本原则、基本的神经环路和网络，绘制“智力的蓝图”，并联系一些重要的脑疾病，开展研究，服务于脑和精神健康。

　　铺垫多年，呼之欲出

　　其实，讨论“中国脑计划”并非中国科学家在“跟风”欧美。973计划顾问组专家、中科院院士林其谁介绍，国家973计划中，脑研究项目已实施了27个，脑科学研究团队遍布大江南北，研究所、医院、大学均有分布。中科院的先导专项早在2年多前就开始酝酿。今年5月底，国家科技部在杭州组织了脑科学战略研讨会，就是希望各路脑科学研究力量形成合力，更好地进行前瞻性布局。

　　蒲慕明认为，中科院的先导专项以基础研究为主，而开拓新方法、新技术，开展与脑疾病相关的转化研究，需要有不同的研究团队来承担。

　　“未来脑科学必将是各路学科大规模会聚和交叉的大科学前沿。”郭爱克在沙龙上向材料、化学、物理等几乎所有学科的科学家发出呼吁，希望大家共同参与到脑研究中来。

　　他说，这个领域需要许多开创性的方法、技术，难度非常大。最近英国《自然》杂志刊登了一项对脑研究有重要影响的新技术“超灵敏度荧光钙成像”，就是由美国的4位通讯作者和一些科学家合力完成的。当今全球科学家都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中国科学家更要齐心协力，不分你我，方能有所斩获。

　　《文汇报》2013年7月27日第1版

　　作者: 许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