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在天柱山的几天，回首似乎只是一瞬。查看自己的行囊，却已是硕果累累。我想，早在那四天之前，我就已经开始了我的天柱山收获之旅了吧。
初次见面
        6月7号，第一次碰头会。我见到了同行的同学们和老师们。作为一个外所成员，陌生的面孔，却并未让我感到距离。一进门便听到王老师充满活力的声音：“来一瓶塑化剂吧！”当时正是台湾塑化剂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为了把会前准备的“统一”系列饮料顺利推销出去，王老师来了一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过后来证明，这招根本不管用，统一还是坚挺的留到了最后。虽然王老师的饮料推销策略未能奏效，但我已经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神经所亲切的氛围，跟着大家没心没肺的笑，骗每一个刚踏进会议室的人拿一瓶“塑化剂”，我觉得自己已经开始融到了这个集体，虽然大家的脸还是那么陌生，甚至连一个名字都不知道，但我似乎已经开始爱上这个集体，开始期待这次活动。
        小小卫生员
        这次出行，我很荣幸的被“聘为”“随行卫生员”。因为我来自健康所，理所当然的被认为比大家更懂健康科学，而殊不知我平时也只是在实验室养养细胞做做实验，根本没有医学背景。但既然背负众望，我当然是欣然接受这次任务。信任和责任感总是成正比的，“卫生员”这个职位在我心中绝对和战地医生一样重要，谁感冒发烧或者胃痛腹泻了，我都必须背着我的小药箱第一时间冲到患者面前。当我听着有人哑着嗓子喊“郭婷，给我来两个胖大海！”时，我就觉得自己特别有用，当然心里肯定特别不是滋味，我只希望我的药能原封不动的回到上海，谁都不要用到。虽然我已尽可能的把药备全，但还是有所遗漏。有好几个同学被不知名的小虫子咬了，看着大家红红的肿块迟迟都不退去，我却是无能为力，满袋子的药却没有一个可以用。如果还有下次，我希望自己除了推销胖大海和金嗓子之外，还可以有更大的用处。
        真正的科学家
        在神经所，大家都称蒲教授为蒲先生，或者简称先生。我很喜欢先生这个称呼，给人一种内敛而充满文化的感觉。后来见了先生，证明他真的给了这个词很好的诠释。先生是个特别认真的人。临行前那次碰头会，先生让所有人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他的笔记本上，并用心的记住。虽然后来和先生的交流并不多，但凭着那一点浅浅的认识，我已经远远的感受到了先生独有的个人魅力。四天里，从先生那里，除了学到了勤奋认真、儒雅智慧，我还学到了另一个将对我意味深远的词“unpredictable”。也许当初的我会怀疑这短短四天到底能有多大意义，会总是想从每一次付出中索取些什么，但现在的我知道急于见到成效的努力往往会以失败告终，带着功利心的付出通常是不会快乐的，我需要做的只是去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当我得到意外的收获时，那才是最快乐的。我想先生应该就是带着这样的心在科学道路上认真潜行，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就吧。
        小黑工厂
        虽然对于神经所同学的科研热情是早有耳闻，但这次才算真正认识到了“热情”为何物。为了使二哥笔下的电路板能真正工作起来，大家自发到图书馆通宵加工。有加焊点的，放电阻的，剪电线的，还有质检的。整一个就地下加工厂，绝对的批量生产，高效流水线作业，那几天里图书馆到处是冒着烟的焊头，凌乱着一个个眼圈墨黑的童工。由于工作量巨大，一个通宵明显干不完，很多人就接连几个通宵，不喊一个累字。只可惜天柱山的孩儿们不知道那么多内幕，如果他们知道了，是不是也会泪流满面呢？
        我们的童心
        在给孩子们备课上课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重拾童心的过程。在做纸模前，真的很难想象已经过了两个本命年的我们能在这一堆五彩缤纷的纸板中得到这么多乐趣，能够对着它们几个小时都不觉得厌倦，不停地拍照，摆不同的pose，仿佛我们都还是小孩子。看到朱机师姐传上来的照片，看到他们穿着自己画的T恤留影，各种充满想象力的图像，我知道大家应该都在这次活动中找到了那个最纯粹最快乐的自己，或多或少。
        写在最后
        四天时间真的很短，一眨眼就结束了。看着学生们从一开始的沉默内向，到后来跟我们打成一片，我们欣喜：孩子们变了，变得更像孩子了。然而同时我们又都遗憾：我们必需背着行囊离开，无法让他们把这种孩子该有的快乐一直延续下去。我们能做的实在太少了。在这样的教育体制和社会背景下，小孩子的天性是注定要被扼杀的，无非是多少和快慢而已。而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些发生，不能去改变。有个老师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做自己能做的”。我想现在我应该对自己再说一遍：把自己能做的做到，那就足够了。重整我的行囊，我发现似乎更鼓了些，希望这短短的四天同样也能给天柱山的孩子们留下许多，至少是快乐。